彼时她在深圳的一家工厂上班，荔枝公园旁的“大家乐”成了许多和她一样的“深漂”青年休闲娱乐的场所。“大家乐”的舞台由钢网搭建，配以简单的灯光音响设备。每到周三、周六的夜晚，这个舞台就被围得水泄不通。大家乐采用自荐报名的形式，它鼓励着每一个人走上台前，自荐献唱，无需华丽的包装，更无所谓修音预录。观众们或前排围圈而坐，或里三层外三层站在后排，每当有新的歌手走上台前，人群中总会爆发出一阵掌声和欢呼声。这个和名字一样不羁的草根舞台，就像深圳这座城市本身，自由、开放，充满了无限可能。

　　刘迎庆的朋友刘冲组建的摇滚乐队就在“大家乐”常驻，刘迎庆还记得他唱黑豹乐队的《无地自容》的样子。他留着中长发，唱歌时头发随风舞动。刘迎庆后来听说刘冲出名了，组建的“深南大道”乐队成为首支签约香港的内地流行摇滚乐队。广东，曾经是多少音乐人梦的原点，时光荏苒，这片孕育了中国流行音乐的热土似乎逐渐消失在时光的涛声里。

　　如今提起广东的流行音乐发展，刘迎庆摇头叹息，感慨时光不复。回顾过去，广东曾是中国流行音乐的摇篮。

　　广东的流行音乐传统可以追溯到时期，当时广州就已经有成熟的音乐茶室的形式，但主要演唱的是粤曲。

　　传统在时代的呼吸间复苏。改革开放后，深圳、珠海等被确定为经济特区，大量青年人才奔赴广东施展才干。与此同时，由于毗邻港澳的天然地域优势，大量侨商和外商涌入广东，每年春秋两季的“广交会”固定在广州举行，由此也产生了大量文化娱乐消费新需求。

　　1980年，全国第一家以演唱流行歌曲为主的音乐茶座在和广交会隔街相望的东方宾馆首开。音乐茶座是当时的一种全新的经营模式，观众在下面喝茶和欣赏音乐，新生代的音乐人、歌手借音乐茶座舞台表演歌曲。根据《广州经济年鉴1983》提供的数据，1982年底，广州经注册等级的音乐茶座就有56家，其听众总数相当于全市影剧院观众的总和。

　　在广州火焱文化、海创文化文化全球音乐版权发行公司创始人李海看来，广东流行音乐的崛起是必然趋势，“大家乐”、音乐茶座，还是歌厅都是传播形式的不断变化。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涌现出各种各样的演艺形态，帮助歌手作为演出媒介宣传自己。“可以理解为我们现在的Live house，如果我经常在Live house唱歌，就会有更多的粉丝听我的作品。”

　　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地带，广东在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也成为中国流行音乐的先行者。内地第一支电声乐队、第一个影音公司、第一个音乐排行榜，音乐茶座里的夜晚暖风醉人，“广州刘文正”吕念祖、“广州郑少秋”陈浩光、毛宁、杨钰莹相继登台，谱写了动人的乐章。

　　1985年，“红棉杯85羊城新歌新风新奖赛”举办。这是内地第一次评选十大歌星和十大金曲，也标志着流行音乐首登大雅之堂。在比赛中，除了茶座歌手“广州某某”，还涌现出一大批新面孔，其中包括陈小奇、李海鹰等创作人，和廖百威、唐彪、汤丽等新歌手。在这以后，流行音乐的概念逐渐深入国民心中，广东音乐的黄金时代也就此开始。

　　随着广东音乐产业的发展，以CD、VCD为载体的线下唱片业也蓬勃发展。广东出现了几家知名的唱片公司如“中唱广州”、“新时代影音公司”等。据报道，当时广州占据了全国90%以上的音像发行市场。

　　1990年，广州新时代影音公司先后签下杨钰莹和毛宁，这对“金童玉女”是内地最早的一批签约艺人。1992年，杨钰莹为热播电视剧《外来妹》唱的主题曲《我不想说》，一时传唱大江南北。而毛宁在1993年春晚现场演唱《涛声依旧》，更是那一时期的经典之作。“带走一盏渔火，让它温暖我的双眼；留下一段真情，让它停泊在枫桥边”，“这一张旧船票，能否带我回到你的客船”，歌词灵感来自于唐诗《枫桥夜泊》，可以说是流行音乐“国潮”风最早期的尝试之一。

　　同一时期，中唱广州旗下的创作歌手李春波携《小芳》一炮而红，引领了流行音乐的“民谣风”。这首歌也成了60后、70后的青春记忆，乐迷王杨现在去KTV还时常点《小芳》，前奏中悠扬的吉他声，饱含质朴的歌词，让王杨不禁共同回忆起那个大街小巷都播放《小芳》的纯真年代。

　　而李春波的另一首代表作《一封家书》在1994年推出，更是道尽无数游子的心声。在2011年的《鲁豫有约》节目上，李春波回忆起他在中山大学献唱《一封家书》的情景，他每唱一句，台下的学生就鼓一次掌，因此奉唱两次。

　　1994年末的一个寒冷冬夜，王杨首次踏上南下打工的旅程。卧在拥挤而略显嘈杂的火车车厢里，看着车窗外景色快速掠过，王杨心中满是对家的思念，《一封家乡》的歌词在脑海中缓缓流淌：“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现在工作很忙吧？身体好吗？……”句句戳心，令他不禁潸然泪下。

　　王杨认为，当时广东歌曲的爆火离不开歌曲本身的共鸣。就像李春波一样，很多歌手和千千万万打工人、求学者一样，都是南下逐梦的游子，写出来的歌词更打动人。

　　除了歌曲的共鸣感，广东流行歌曲的爆火也离不开广东毗邻香港的地理优势。长期以来，香港和的流行音乐发展相对迅速成熟，相比国内传统的通俗唱法，港台的流行音乐通常被认为新鲜事物。因为语言相通，广东地区对于香港粤语歌有天然亲近感，很容易跟上港台流行音乐的发展潮流。

　　“以前我们在北方到外面去唱歌，不会粤语歌都进不了歌厅。如果连一首粤语歌都不会唱，人家都认为你不时髦。”星海音乐学院流行音乐学院副院长、广东流行音乐协会副会长赵健回忆道。

　　广东流行音乐得益于香港，而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广东流行音乐黄金时期，甚至出现了广东音乐反哺港台的现象，刘德华、张学友、谭咏麟等港台巨星都演唱过广东创作人的歌曲。1989年由广东省和香港合办的“省港杯”歌唱大赛更是标志着两地在流行音乐发展过程中的交流切磋。

　　不过，在李海看来，所谓与港台音乐抗衡，其实只是美好的愿景。在那个年代，广东流行音乐相当一部分是在模仿港台，甚至有很多是购买港台的版权改编。

　　“不存在跟港台是有什么平分秋色，甚至到现在为止都不存在。只是说现在港台的唱片业开始没落了。”李海说。

　　90年代中后期，随着内地经济的发展，广东的流行音乐优势发展地位逐渐被北京取代。大批歌手、创作人要么北上京城，要么南下香港。1995年，毛宁去北京发展；1996年，李春波去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研修；杨钰莹则逐渐淡出歌坛。随着人才流失，广东歌坛热潮退去。赵健分析道，一方面，北京作为中国文化中心，有广东不可比拟的宣传优势。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后期，国家对广东的资源倾斜力度已经没有过去那么“猛”，经济位置有所下降。

　　随着北京跟国际的接触越来越多，北京的音乐发展越来越国际化。随着国语音乐成为主流，英文歌加大引入，粤语音乐的小众化进一步体现。赵健说：“其实一开始集中在广东的歌手很多都不是本地人，是随着广东资源而来的外地人。而北上的正是这部分。”

　　赵健的家中至今还保存着不少传统的唱片机、录音机和各类磁带。可是正如当年金曲中唱的那样，“涛声依旧，不见当初的夜晚。”赵健叹气道：“广东曾经是中国流行音乐的发源地和摇篮，可能永远只能作为一个回忆了。今后想重新再拾起来，我觉得很难做到。”

　　李海也说：“广东早已不是流行音乐的中心了。在外面的人看来，广东不再是涛声阵阵的（流行音乐）摇篮。”

　　广东流行音乐的兴盛离不开传统唱片业。但随着时代发展，许多传统唱片行或唱片公司早已销声匿迹。现在除了国营的两个唱片公司——中唱（中国唱片公司）和太平洋（太平洋影音公司）还在半倒闭的状态下艰难运营，就连推出火遍中国、多次登上央视、专辑销量破百万、开了数场演唱会的“金童玉女”组合——毛宁和杨钰莹的新时代影音公司也早已倒闭。

　　流媒体的冲击是唱片行业落寞的一大原因。数字音乐的崛起让听众不需要实体唱片就可以在移动设备上收听音乐，购买唱片的需求大大减少，唱片行业逐步退出历史主舞台。线上唱片的流行有其必然。李海说，虽然广东是内地最早做唱片行业的地区，但是早在十年代，港台地区的唱片业就已经出现了红海。“他们早已进入数字音乐运营中了。因为港台地区比内地更早意识到数字发行势必会对版权保护起到更显著的作用，从而保护音乐人、歌手、发行公司的利益。”

　　版权保护不足限制了唱片行业的发展。最早做唱片工业的广东，同样也最早出现盗版。对于正版唱片公司来说，一张唱片可能需要一年到一年半的制作周期，但盗版唱片的量产可能仅需一天。盗版对正版唱片市场的冲击，一方面是由于我国音乐市场维权意识的不足，一方面也可窥见版权相关的法律政策不完善，使得音乐市场维权困难，版权问题层出不穷。

　　正因为缺乏版权保护，大量音乐人难以从版权费中获得收益，变现更多依靠演出。优秀的音乐人会集中到资源、资金集中的北京去获得更多的演出机会。广东歌手大批北上，内地的流行音乐重心逐渐转移到北京。

　　凤凰传奇的神话就是从广东深圳开始的。1998年，玲花、曾毅二人在深圳结缘，在2004年的青歌赛后，他们签约坐落佛山顺德的孔雀唱片公司，改名为“凤凰传奇”，次年夺得《星光大道》亚军，从此火遍大江南北。这一阶金年会段，广东培育了许多像凤凰传奇一样优秀的流行歌手。

　　然而，随着全国经济水平直线上升，人们不再“仰视”作为改革开放的经济前沿的广东。经济催化音乐发展的使命告一段落，随着广东的流行音乐人才流失，其领军地位也不复存在，发展步入低迷。

　　在新世纪，广东流行音乐试图通过网络流媒体闯出一条新赛道。《老鼠爱大米》《猪之歌》《丁香花》等一批歌曲商业市场中脱颖而出，但这些口水歌激起的水花有限。一些广东音乐公司试图让流量歌手走市场化发展道路，但总体表现平平，很多作品昙花一现。这也使得广东流行音乐渐渐与尖端音乐擦肩而过中国演唱会舞台搭建。

　　虽然依靠唱片工业发展起来的广东流行音乐落寞了，但是实际上，整个中国的唱片业依旧集中在广州。除了部分唱片公司由做实体专辑转型成黑胶唱片和数字发行公司，还有小部分老牌公司通过电商销售之前发行未售完的专辑，逐步隐退，在新世纪，大批新兴唱片公司和数字发行公司纷纷落地广州，广东的流行音乐产业不断转型发展。

　　20世纪十年代，广东只有太平洋影音公司、中国唱片公司广州公司、广州新时代影音公司、广州白天鹅音响公司等寥寥几家唱片公司；到21世纪，广东已有超过200家的唱片公司。

　　以往，广东的流行音乐创作、制片人不超过数十人，到21世纪，至少有数百人在创作、制作流行音乐。随着流媒体成为时代趋势，大量新兴公司挤进数字发行赛道中，大众熟知且广为使用的音乐平台，如QQ音乐、酷狗音乐、网易云等公司都落地在广州，很多音乐作品都在广州创作、制作、录音，然后到北京的公司混音发行，最后回到广东的平台发布。

　　但在业内人士看来，这并未振兴广东音乐，反而将音乐制作变成工业化的流水线作业，失去了音乐的本真。赵健认为，过去广东流行音乐的辉煌很大程度上沾了港台音乐的光，但现今局限于粤语区域的发展方式已经不如从前吃香。相比之下，北京的音乐接轨世界音乐，音乐传播开放程度都超过广东。音乐平台在广东地区制作音乐，再放置北京发布，实际上是把广东的制作包装成北京的音乐，“就像广州服装制造业很发达一样，音乐等制作中心也还是在广州，因为在广州制作的成本更低，等于既可以利用广州的人力，也利用北京的名气。”李海说。

　　在李海等业内人士看来，广东流行音乐的寂寥，如同中国流行音乐演进的一面镜子。整个中国流行音乐都呈现“下行”趋势，审美、创作、对音乐创作者的保护都略显不足。

　　新世纪以来，随着唱片行业向数字发行的转变，国内流行音乐开始探索更广阔的音乐可能性。在数字音乐时代，音乐表达方式更丰富，传播平台更多，新作品的出现也指数级增长。

　　然而对于海量上线的歌曲，全国音乐行业仍缺乏具体的审核标准。在大量歌曲争相上线的时候，对质量的追求被商业化的流程抛到脑后。回顾曾经的广东乐坛，赵健说：“没几个人再像陈小奇老师把一首讲爱情的歌曲写成《涛声依旧》，用这种形式来演绎爱情。现在的爱情就很直白，‘把你的真心放在我的手心’。”这或许映照了国内流行音乐的一些问题：急于求成、缺乏内涵。

　　而需要与国际接轨的不止审美和创作，还有对音乐人的保护。近年，世界三大发行商针对中国地区提出了一个新的以音乐人为结算方式的结算比例，这意味着版权公司无法垄断创作者的版权，只能购买部分版权，从而保护原创者的权益。李海说：“在这个比例中，音乐人能结算的版权占比相较以往大得多，就是鼓励中国的音乐人通过世界级的平台去发行作品。”目前这一比例在香港地区都适用，但是在还未普及，如果可以推广这一结算比例，就可以大大改善国内音乐人在版权保护和分成变现的问题。

　　大湾区的文化振兴政策给广东流行音乐的发展带来了新希望。近30年来，为了振兴广东音乐，各方都做了很大努力。在大湾区文化振兴、文化协同发展的政策下，广东地区不断加强音乐领域的文化建设，结合岭南特色，广东流行音乐学会发起音乐比赛如“红棉杯”流行合唱大赛，开展名家讲座和音乐推广，联合高校师生共同传承广府音乐如粤剧、潮剧等，努力发展广东流行音乐，试图创造音乐领域的“广东模式”。

　　赵健认为，广东的流行乐需找准正确的发展方向，发挥湾区地域优势，开放包容、放眼世界，与国际审美接轨的同时，与国际音乐创作产业接轨，保护音乐创作，打造“广东模式”音乐新篇。